新中国经济70年·三线建设|亲历者徐均平:“一条麻绳”闹出的

三线建设

1964年至1978年,中西部13个省、自治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,开展了大规模国防、科技、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,称为“三线”建设。实施三个五年计划,投资2052亿元,占同期全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39%。在高峰期,它投资了400多万元。已安排1100个建设项目。山区涌现出一批特色各异的工业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。快速决策、广泛动员、大规模、长时间可以说是共和国建设史上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。“三线”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落后局面,促进了中国内地和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

1969年9月28日,湖北省十堰市第二汽车厂正式开工建设。(新华社)

东方汽轮机厂:“一根绳子”打造的大型企业

1964年,我39岁。我在哈尔滨汽轮机厂(以下简称“哈尔滨汽轮机厂”)工作,担任工厂工会第一副主席。

五月和六月,工厂党委找我谈话,要求我进行“三线”建设。然而,当时,包括工厂的领导在内,每个人都不知道“三线”建设将如何进行。据说稍后会通知,但在西南部和西北部。

“靠山,分散,隐藏,打洞”

同年10月,原第一机械工业部(以下简称“第一部”)通知我们参观西北工厂。

工作组由第一机械部副部长领导,约20-30人,包括第一机械部相关部门、哈尔滨三大电厂(哈尔滨电机厂、哈尔滨锅炉厂、哈尔滨汽轮机厂)等。此时,我们已经知道哈尔滨的三大电厂将负责西北地区发电设备“三线”建设的准备工作。我们将在“三线”建设一个新的汽轮机厂,并执行“三包”政策:建设、人员和设备,而不是把工厂搬过去。

当工作组到达西北部时,他们分别查看了甘肃和青海的许多地方。

1965年2月,国家决定哈尔滨三大电厂将负责中国西南地区的“三线”建设。同年3月,我参加了飞机工业部的一个工作组,并前往四川进行选址。

当时,选址的原则是“支持、分散、隐蔽和进洞”。所以当我们到达四川时,我们在四川机械部和相关设计部门人员的陪同下,去了山区选择场地。

每次我看一个地方,工作组都会讨论它是否能建一个工厂,以及它将建什么样的工厂。主要考虑的是交通是否便利,空间格局是否能安排工厂建筑,是否有发展空间。

我们首先参观了成都周围的山区,然后去了绵阳市江油县后坝。经过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三线委员会”)的讨论和汇报,我们决定把新的锅炉房放在这里(后来,由于后坝山太多,交通不便,锅炉房迁到自贡),然后去绵竹和旺苍参观厂址。

当时,在绵竹县的汉旺、马尾和九龙山区,我们观察了两三天,觉得这个地区更适合建设新的汽轮机厂。

经过讨论,我们向第三方委员会汇报,并提议在汉王和九龙建设新的汽轮机厂,并获得批准。之后,我回到哈尔滨,向工厂报到。

在四川的选址中,我们去过很多地方。总的来说,这些地方很受欢迎。当然,有些地方不一定很热情。感觉我们在努力完成任务。

因为当时副食品的供应比较紧张,他们担心:“当你来到一个像你这样大的工厂,员工的工资很高,我们必须供应副食品。”可能会有一些压力。现在地方政府的投资不一样了。

“先生产,后生活”

从四川回来一个多月后,一个机组人员要求我们厂组织50名员工负责新汽轮机厂的准备工作。接到通知后不到一周,1965年6月初,我提前带了八个人去汉王,他们从事技术、金融、基础设施和生活。

为什么这么快?因为毛主席当时说“三线”不能建,睡不好觉。

我们八个人住在汉王的一个小旅馆里。我们吃不吃,从头开始,先为基本建设做准备。吃饭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。我们在当地煤矿建立了伙伴关系。我们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三四个月。工厂里一个接一个挤满了更多的人。我们不能住在小旅馆里,所以我们开始租房子住。

首先,我们租了两栋当地农民的茅草房,总面积为1200平方米,通过宗教管理局,我们在汉王租了一座火神庙,总面积为3400平方米。

1965年国庆节期间,我们搬到了火神庙。我们住在后面,在前面工作,和菩萨一起工作。那时,寺庙非常古老潮湿,有蜘蛛网、老鼠和蛇。晚上,蛇经常爬到床上。门窗没有关紧,夜晚山风直直地吹进房子里。天气很冷,下大雨时房子会漏水。他喝沟里的水,不能吃高粱和小米。天气潮湿,经常下雨。道路泥泞,很容易滑倒。

与我们哈尔滨的“楼上楼下,灯光和电话”生活相比,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,我们还不习惯。但是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很好。

上海锅炉厂的100名技术人员也参与了新工厂的建设。他们刚到的时候,没有房子住。他们在工厂门口的空地上搭建了几排芦苇席棚。地上布满了泥坑。他们开始了产品实验和材料实验。尽管条件艰难,但每个人都乐观地给它起了个名字:董琦南京路。

当时,我们的口号是“先生产,后生活”。在建设“三线”和实现工业现代化方面,我们都感到非常荣幸和有使命感。

“一根麻绳令人作呕”

1966年上半年,施工队开始进入汉王,并于11月正式开工建设。目前,我们在当地已经有70到80人,各部门的设备也比较齐全。

当时,工厂的名称还不知道,因为电报登记是401,所以大家都叫它401工厂。

1966年以后,经过第一机械部的讨论,工厂正式命名为“东方汽轮机厂”(以下简称“东方汽轮机厂”),其含义可能是直立在东方,东风压倒西风。我们在四川哈尔滨的三个主要电厂建造的新工厂都被称为“东方xx厂”。

建设董琦,我们真的有“不怕牺牲,敢于胜利,坚忍不拔,艰苦奋斗”的精神。

没有起重机,我们用麻绳系住机器和设备,把绳子拖到肩膀上,把4米刨床和几台车床安装到车间里。这就是“三线”建设中著名的“一麻绳造反”。

1971年夏天,从汉王倾泻而下的暴雨、山洪和泥石流填满了阴山沟,长约500米,宽4米,深3米,许多工厂被淹。20多台大型关键设备被浸泡。泥石总量达6000多立方米,造成工厂损失32多万元。我们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来清理它。

我们原本计划在两三年内建一座新工厂,但是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始于1966年,所以花了八年时间才建成。

1974年TEPCO建成投产时,我们的员工已经达到2000多人,其中哈尔滨人1230人。此外,一些学徒是在当地招聘的。

国家投资1.8亿元建设董琦。当时,haqi的资产规模约为2亿元人民币。我们真的从头开始,在荒凉的龙门山脚下重建了一个大中型涡轮机厂。

1975年,第一台200mw汽轮机在董琦成功诞生。

目前,董琦已经是一个年产值超过100亿,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的大型骨干企业。

回首这些年,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投身于“三线”建设。

(本文是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09年的一篇报道)

编辑:张伟

(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上)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9年第18期封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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